在中国近代史上，就历史传统的作用与地位问题，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或视之为一笔财富，认为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发挥其积极功能；或将其当成沉重的包袱，认为不将其彻底抛弃，就会阻碍现代化进程。一般说来，当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遭遇困境时，人们多把历史传统视为阻碍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包袱。而当我们的境况比较好的时候，又易于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沾沾自喜，认为我们有优于其他民族的特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答案是，人们仍在文化优劣上做文章，争论于究竟哪种文化是优秀的，哪种文化是低劣的或有毛病的。
实际上，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并无优劣之分。问题只在于：曾经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的特定民族文化，或许会因习惯的惰性甚至成功的缘故，而变得僵化而病弱；曾经处于弱势的文化，可能因成功地适应了变化着的形势，而变得强劲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把文化传统看成是生长发展的开放系统，还是将其视为永恒不变的特定本质。历史传统是财富，还是包袱？这个问题不在于历史传统本身，而在于如何看待和运用历史传统。假若把传统视为兼收并蓄和进一步发展的起点，那么历史传统就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如果将传统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或变成孤芳自赏的对象，那么历史传统就是拖累社会进步的包袱。
我认为，历史传统是财富还是包袱，这不是历史传统本身的性质，而是我们怎样对待历史传统而带来的问题。抛开人类的文化实践，简单地把历史传统本身视为社会发展的包袱，或单纯把这种传统当成永恒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力量，都是某种非历史的观点。虽然这两种片面的的看法是对立的，但它们都静态地看待了历史传统，都没有把历史传统当作生长发展的开放系统。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都处在一定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之中，因而都具有特定的历史特征。处于一定阶段的民族历史传统，是这个民族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我们从事任何事业都不能抛开我们的传统文化背景。作为起点它是不可超越的，历史传统必然会制约着这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然而，传统之所以是历史的，就在于它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我们必须有历史起点，这是不可超越的；但作为起点，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被超越，因为起点就是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引伸的东西。
由于历史传统只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要把我们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发扬光大，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我们就必须创造性地对待我们的历史传统。一方面，我们重视历史传统绝不是固守在祖辈的成就中坐吃山空，而是为了现实生活和未来的发展。司马迁早就告诉人们，“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另一方面，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停顿与固守就意味着退步，不仅不能维持现有成果，还可能导致文化的解体。从这个意义上，就如荷兰哲学家皮尔森所说的，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离开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它就毫无生命力。因此，我们应当在立足于传统的同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我们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古老的文明永葆青春。我认为，要创造性地对待历史传统，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为出发点，否则就失去了文化之根。没有历史的支撑，就没有现实的文明，就没有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我们比祖先更有力量，就因为我们拥有更丰富的历史。离开这个出发点，就无从谈发展问题。历史传统，只是对那些因循守旧的人，才是一种沉重的包袱；对于有创造力的民族来说，文化传统是一笔财富。即使我们要彻底反抗传统，这个作为对立面的传统也决定了我们反抗的方向。我们可以从批评儒家的保守性中激发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动力，而这种动力无法从对非洲部落的迷信的批评中激发出来。人生活于历史境遇之中，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只有借助于历史，人才能走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谁忘记了历史，谁就失去了未来。谁拥有了传统，谁就拥有了希望。
第二，既然历史传统只是出发点，我们就绝不能拘泥于传统，而应开放地对待历史传统，使传统更具有融合力。一种文化，如果失去了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满足于现成的传统，并不是历史的态度，因为历史的本质就是生成和发展。没有生成的历史，是停滞不前的历史；没有发展的历史，是毫无生气的历史。历史不是束缚我们或使我们窒息的“牢狱”，而是有待于我们不断开发的家园。
第三，创造性地对待传统，就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应在自信的基础上，对自身采取挑剔和批判的眼光，以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应对其他文化系统持宽容和欣赏态度。这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可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文化成果。如果对其他文化一律持鄙视的态度，就会影响到向别人学习。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就表现为勇于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文化成果，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由此可见，善于看到其他民族的长处并加以学习，这并不是数典忘祖的卖国主义，而恰恰是爱国主义；相反地，只看到自身文化的优点而不善于向其他文化学习的人，无论其爱国主义的调门多么高，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误国误民的。
第四，应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外来文化因素进行创造性重构，使各种因素成为相互激励、相互补充的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力量。譬如，在东方，当古老的传统纽带依然起作用的时候，也引入了个人自由和自我进取的主动精神。东方社会在学习并掌握了市场经济的真谛之后，又因重视社会和谐的传统而减缓或避免了自由竞争所引发的冲突和矛盾。西方首先发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但东方已经掌握了生产方式并修正了它的某些弊病。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开始威胁到这种生产方式的健康运作，东方和谐的人际关系却为这种生产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问题是，对这种重构不能持静态的观点，因为有活力的文化是一个不断地有机成长的过程。如果认为亚洲已经一劳永逸地找到了自身发展的成功道路，那么亚洲奇迹就会出问题，甚至成为昙花一现的过去。只有继续创造性地对自身文化进行转换和重构，才能迎来东方繁荣昌盛的新面貌。
（作者系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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